很多朋友对于梦见死去的爸爸修水管和做梦梦到爸爸背后插管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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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的老郑某天突然脑出血，紧急送医后昏迷指数只有6~8分，情况很不乐观，2个女儿不知道要怎么照顾爸爸、也不知道有什么选择可以做，在加护病房激烈大吵，「应不应该放弃爸爸的急救？」这是加护病房常见的画面，怎么协助病患、家属做出困难的选择，是现在医疗环境必须做出的突破。

大家都知道医病关系很重要，许多媒体也会讨论医病关系对于医疗品质的影响，尤其是当病人、家属足够信任医师时，也就比较容易接受医师的药方、处理方式，也不会上演哭喊、后悔、谩骂甚至全武行的场面。

医院评鉴暨医疗品质策进会（医策会）推动「医病共享决策」将近3年，让病人跟家属在做医疗决策，也就是决定要怎么治疗、或是选择处理方式之前，用辅助工具、或是由医师亲自跟病人解说，让他们能对不同的选择有一定的认识，进而信任医师、不对决策后的结果后悔。

像是奇美医院加护病房针对脑中风、脑出血、严重脑损伤的患者，到底应该选择气切还是安宁，由医疗团队用半身的人体模型、加上3D列印出来的辅具，详细解说气切、拔管、插管等过程；进行这样的决策平台1年多来，已经帮助了35个家庭，而且家属都表示「我不后悔选择」。

医策会副执行长廖熏香说，医病共享决策主要就是让医界有共识，「当医疗人员没有想过这个，会觉得尽心尽力想了很多，为什么病人不接受，后来也会开始回馈说，喔，原来我真的没有想到病人需要什么。」

从医病共享决策中，其实也看到，不是只有病人或家属不了解医疗决策，医界对于病人的心理状况、生活状况也通常是不了解的。廖熏香说，「医疗人员觉得在医疗上需要的，不一定是病人想要的，所以我们要弥补之间的差异性，要告诉病人这个决定会影响他的生活、影响到什么程度。」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药师苏柏名也提到，有个高血压的患者已经吃了10年的2种降血压药，后来出了一种合并2种药、价钱便宜、效用长、方便口服的新药，但他反而不愿意吃。

虽然医学上选择更好的药物没有错，但对患者来说，反而是打破他的习惯，让他出现焦虑感、认为自己病情会控制不好，最后跑去药房把以前的2种药买回来。「这就是没有尊重患者个人意愿的决策，医疗人员可能觉得自己在做白工、患者不听话，但他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话？这是专业的傲慢。」

所以在医病共享决策之前，医策会也开发了一些辅助决策的工具。比如国泰医院针对第二型糖尿病友要选择什么治疗，除了在前面做了糖尿病成因、症状、各种治疗的卫教之外，后面全部都是询问病患的意见。

第一题「对于针剂降血糖药物，我担心的是⋯⋯」，就有11个小题可以回答，包含「不敢打针」、「觉得打针很痛」、「打针很可怕」、「担心打针会成瘾」等。医师在病患进入诊间之前，就可以先了解患者的想法，不会直接给病人一个「最好的医嘱」，而是「最适合病患的医嘱」。

廖熏香说，最后的决策当然还是要由专业的医师来做，「我们把决定权丢给病患，专业有落差的情况下，对他们也是很沈重的负担。」但医病共享决策的好处是，病人可以事先去想过、去主动投入在自己的疾病治疗里，而不是被动接受医师的建议，自己的担心、害怕却没有解决，治疗的效果也不会比较好。

「比如长期用药的患者，传统上，医师开了药、药师交代清楚副作用跟注意事项，看起来好像都讲解凄楚，但要不要吃这个药是谁决定？还是患者自己决定，他不见得接受得了副作用。如果我们可以先了解他的生活形态，再针对他习惯的方式给药，他的服药顺从性也会增加。」廖熏香说。

廖熏香也提到，其实很多病人或家属、尤其是末期患者，对于「自己下决定」会担心，是因为「如果我不积极治疗、选择安宁，就会被丢包了」，所以这时医疗团队要给的是让病人安心的支持，不是要他们赶快做决定，这也是决策很重要的核心。

而对于医疗团队来说，当习惯跟病患一起讨论病情，就会变成一个日常的流程，像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对于需要洗肾的患者，会直接在电脑上登记「此患者需要透析」的医嘱，相对应的个管师就会去跟病人卫教、商量到底要选血液透析还是腹膜透析，这些都是可以透过制度来进行的，反而可以减少医疗纠纷、分工合作让医疗过程更顺畅。

「但最重要的，还是患者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利。」廖熏香说，现在医界这边经过快3年，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剩下的是告诉患者，可以跟医师沟通、可以讲出自己的自主意愿、可以跟医师讲出自己的担心害怕，请医师提供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医疗接下来会需要走向这样的个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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